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各地持續(xù)擴散，在威脅全人類健康和生命的同時，也深刻改變著舊的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人們普遍關心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等治理問題時，在軟硬件條件上具有顯著優(yōu)勢并且號稱建立了成熟民主制度的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表現，已經超出“差強人意”的范圍，讓人產生了比較具象化的“政治衰朽”與“治理無能”的普遍感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誘發(fā)的連鎖反應，以一種催化加速和感知放大的方式，讓在疫情之前已經廣泛存在的“政治衰朽”通過全球社交媒體平臺，呈現在人們面前。
當前西方政治制度的困境本質是“政治衰朽”。20世紀70年代，受美國在越南戰(zhàn)爭中遭遇挫敗的刺激，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出“政治衰朽”的概念，用于描述發(fā)展中國家政治參與超越政治制度化水平之后出現的諸多現象。師承亨廷頓的福山則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朽》一書中，將“衰朽”的概念用于描述美國這個發(fā)達國家內部當時正在發(fā)生的現象：政府的決策過程無法產出真正有效的治理政策；高度組織化且非常有權勢的利益集團可以在根本上阻止政府做出他們認為會阻礙其利益的事情?！罢嗡バ唷痹谖鞣桨l(fā)達國家的表現，不是政治制度化程度不足，而是政治制度化程度過于發(fā)達，同時被少數高度組織化、專業(yè)化的行為體壟斷和操控，在運行中，失去了輸出符合國家和社會需求的政策產品的核心功能。發(fā)達的政治制度成了一種高度技術化、程序化和形式化的擺設，無法解決國家和社會面臨的真實問題。
就研究而言，福山面臨的困境是，不能對西方政治制度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批判，但是又要指出問題，提供解決方案。換而言之，即使設置了國家治理能力這種具有很強解釋彈性的中間變量，如何在強調西方政治制度不存在重大缺陷的前提下，指出西方政治制度的“衰朽”？于是，某種具有黑色幽默的話語就有了使用空間：西方政治制度的困境，是因為這種制度設計得“太成功了”，因此必須要為這種成功支付某種“必要的代價”。
造成“政治衰朽”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某種政治制度之所以出現塌陷，是因為這種政治制度所賴以存在的基礎不僅具有某種重大缺陷，而且這種缺陷進入到了在各種時間尺度上都難以出現實質性改善或者緩解的階段?；隈R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某個具體歷史時空下的政治制度的結構性缺陷，需要從政治之外，也就是從經濟、社會、文化領域去尋求。要解決這種結構性缺陷，必然會涉及在這些非政治領域的重大變革，而非僅僅是單純從政治制度層面本身著眼并形成矯正方案。
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與宏觀分析框架，可以將西方政治制度在當下陷入的困境，概括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信息技術革命背景下內部固有矛盾的體現。冷戰(zhàn)結束之后30年西方國家表現出的各種問題，就是這種矛盾在新時空條件下的具體體現。對此，美國知名的國際關系研究者約瑟夫·奈在《美國實力的困境》一書中曾經有過深刻的洞見，指出信息技術革命并不是發(fā)生在真空之中，而是發(fā)生在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之中的。他更多強調的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結構對信息技術革命形成的制約，但從更加宏觀的視角分析，信息技術革命在歐美的發(fā)端，本質上是在壟斷性金融資本所構造的深層土壤基礎上開出的技術革命之花。一個歷史性的巧合是，在信息技術革命初步醞釀完成，開始進行全面擴展的時刻，約束全球市場擴展的地緣政治架構——冷戰(zhàn)，迅速發(fā)生了變化，并最終在很短的時間內以和平的方式結束了。從剩余價值的創(chuàng)造來看，信息技術革命不僅提供了推動生產可能性曲線外移的動力，還創(chuàng)生了新的獲取剩余價值的方式；從市場的規(guī)?？矗鼐壵握系K消除之后，市場化生產能夠超越地緣政治邊界，實現向全球市場的高速擴展，這意味著金融資本真正獲得了在全球范圍汲取剩余價值的新機遇。
從政治層面看，真正意義上嚴肅和認真的理論思考，在20世紀90年代初那個特殊的時空環(huán)境下，被歷史終結論這種披著理論術語外套的自由主義盲目樂觀情緒極為輕易地終結了?；仡?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今的歷史發(fā)展，可以發(fā)現，西方國家順從著極其符合直覺的分析邏輯，將“蘇聯解體”等同于“西方成功”，輕易接受了歷史終結論的核心邏輯，從此在事實上停止了對西方深層結構性矛盾的系統反思，繼而順應金融資本的邏輯，繼續(xù)以一種自發(fā)而非自覺的方式，奔跑在原先的道路上，并最終與一系列偶發(fā)因素結合，推動歷史進入了當下這個階段。
從“經濟-金融”的運行看，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2021年，以“新自由主義”之名，金融資本在全球開始了一輪肆無忌憚的擴張；西方國家在消費“冷戰(zhàn)紅利”的認知驅使下，不僅在全球遵循最大化原則進行布局，而且在國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中，毫不介意地一個接一個地拔掉了冷戰(zhàn)時期因為陣營競爭關系而給金融資本安上的制動閥?；趯麧欁畲蠡淖分?，西方國家毫不猶豫地重新布局了在地理上覆蓋全球的供應鏈，被認為無法帶來巨額利潤的制造業(yè)迅速地從西方國家本土轉移出去。承接這種轉移的國家，憑借個體能力的差異，有各自不同的發(fā)展前景，例如中國就被認為是從全球化進程中獲益的新興國家。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從來不是西方國家啟動這一輪全球化的主觀動機，如同2017年以來的實踐所證明的那樣，當西方國家發(fā)現這種客觀帶來的積極外溢效果時，它們的優(yōu)先選項是用非經濟的強制手段去對沖并謀求最終消除這種外溢。
從西方國家本土的發(fā)展看，伴隨這種轉移的，是所謂“M”型社會的出現，是原先被認為是西方國家中產階級的產業(yè)工人階層收入的整體性塌陷，但從中長時段的分析來看，這本質上是一種常態(tài)的回歸。對金融資本來說，中產階級的出現本質上是因為冷戰(zhàn)時期陣營競爭過程中所必須支付的成本，而非主動追求的結果，更不是理想發(fā)展的目標；就資本的邏輯而言，冷戰(zhàn)既然已經結束，那么預支的成本自然應該收回，否則就是不符合資本理性的行為。
在治理層面，冷戰(zhàn)時期形成的“福利”機制，在冷戰(zhàn)后也迅速被“市場化”了?！案＠钡谋举|是一種轉移支付，最核心的作用就是用來約束資本和勞動在市場中必然存在的收益差距。馬克思認為這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無解的基本矛盾，也是促成資本主義被取代的關鍵。從實踐看，以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推動“新公共管理革命”為標志，西方國家以市場化方式，一方面熱衷于將政府的福利功能“外包”給市場，以提升“效益”，另一方面則熱衷于將原先用于彌合差距的“福利”變成新興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工具，通過某種近似“一頭牛剝兩層皮乃至多層皮”的方式，真正去實現最大化利潤。這方面最直觀的案例，就是新冠肺炎疫情至今西方發(fā)達國家令人瞠目結舌的治理表現，撇開領導人個人能力和素質的問題，被高度市場化的醫(yī)療體系無法提供并不能夠直接實現價值最大化的公共衛(wèi)生應急處置功能，是最核心的原因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看，2019年開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用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的話說，就像一束光，照進了西方發(fā)達國家政治制度的深處，將其中的矛盾與缺陷，以無法否認的方式暴露在各方面前。西方政治制度有效治理能力不足，有效治理產品供應顯著短缺的矛盾，更加充分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作者： 沈逸
(作者系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