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告訴記者,對于王力生的審訊并不順利。王力生總是提出要洗澡、梳頭、刷牙等要求,并且對于警方的訊問不正面回答。審訊的第三天,給王力生喝礦泉水的時候,他竟然做出了要吞食礦泉水瓶蓋的舉動,警方及時將其制止。

　　“也許,他在拖延時間,等著別人來救他。”審訊過王力生的偵查員猜測。

　　直到警方對其軟磨硬泡的第十天,王力生放棄了所有不可能的期望,交代了全部事實:

　　“2007年我調(diào)到市動遷辦當主任,在工作中我發(fā)現(xiàn)可以利用動遷的機會掙點錢。2010年4月左右,我得到信息,市里要動遷萬寶河鎮(zhèn)長青社區(qū)5委,我給葛艷波打電話,將這個信息透露給她,讓葛艷波先到這個小區(qū)去看看。我在電話里一說她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就是去買戶房子或租個房子。過了幾天,她給我打電話,說房子找到了,我讓她在院子里栽種點葡萄什么的,到動遷時可以領(lǐng)到政府拆遷補償款,沒過幾天她說事辦妥了,從江蘇弄回來3000顆銀杏樹苗,已經(jīng)全部種上了。”

　　當民警問及王力生,是什么時候跟葛艷波談得到拆遷賠償后如何分配時,王力生說:“其實,在這之前,我倆已經(jīng)合作過兩次了,以前合作成功,得到賠償款后都是五五分成,所以這次從開始研究這個事時就沒提這個話題,扣除買樹苗的成本后五五分成已經(jīng)是約定俗成的了。”

　　銀杏樹苗款

　　這28萬元沒存到銀行,我用牛皮紙檔案袋裝上,分別塞進兩個沙發(fā)的后側(cè)襯布里

　　2010年6月左右,王力生約七臺河市北藥辦的王英華,還有葛艷波一家吃火鍋。

　　在飯桌上葛提出要按每棵500元算錢。“我說你要這么要價的話,3000棵銀杏樹苗就是150萬元,這容易出事,日后咱們都得進笆籬子,當時手握樹苗鑒定權(quán)的王英華也沒吱聲,最后葛說她的心理底線是300元一棵,要是合不上300元的話就賠大發(fā)了。”王力生勸葛說,不能一口吃個胖子,“咱們得快快的刀薄薄的片兒,要價不能太高了”。

　　臨近入戶調(diào)查的時候,王力生給葛打電話,告訴她,房主最好找個殘疾人,到時候拆遷時政府不能對殘疾人的房子進行強遷,還會多給補償。她說:“我已經(jīng)找到了,我從內(nèi)蒙把我的干兒子李厚明接來了,他就是個殘疾人,就讓他當房主。”

　　2010年7月底,拆遷辦開始到各家簽拆遷協(xié)議。

　　“我當場定的每棵按150元補償,也不管有多少棵,按100%的成活率定數(shù)。我告訴承辦員他們就按照總數(shù)50萬元(銀杏樹45萬多加上院內(nèi)其他附屬物的補償)。”王力生說,“錢是2010年11月到位的,錢到位第二天我就給葛艷波打電話,讓她給我錢,她分兩次給我30萬元。第一次是11月20日,我給她打電話,當時是上午九十點鐘,我自己開單位的車去接葛,她在龍江銀行取款,我在車里等她,過一會兒她用女式拎包裝的錢回我車里坐到車后座,在車里她把15萬元現(xiàn)金取出來,這15萬元是用銀行專用袋包的,我接過錢袋放到副駕座位上。我說要送她回家,葛說不用了,我說那也行,我得把這錢給北藥辦的王英華主任送去2萬元。隔了三四天,我給葛打電話約她再把余下的15萬元給我,我倆約的在上次取錢的銀行門口見面。我先對葛簡單地搜了一下身,看她帶沒帶什么錄音設(shè)備啥的。”

　　“這28萬元沒存到銀行,收到錢后我把錢拿到我單位辦公室,我把沙發(fā)后側(cè)的下角襯布拽開,用牛皮紙檔案袋裝上,分別塞進兩個沙發(fā)的后側(cè)襯布里,然后再用釘書器把襯布重新釘好。”王力生說。

　　騙取補償款

　　辦案民警說,如今這伙人騙取拆遷補償款已經(jīng)形成了產(chǎn)業(yè)鏈

　　辦案民警張永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王力生還參與過很多類似這樣的案件,如今王力生這伙人騙取拆遷補償款已經(jīng)形成了產(chǎn)業(yè)鏈——通過與七臺河北藥開發(fā)辦的王英華主任當參謀并負責做鑒定,專門挑選人參、黃芪、葡萄等補償高成本相對低的苗木進行栽種。拆遷辦下屬還有一個事業(yè)單位,名為七臺河金城房屋拆遷承辦有限公司,公司法定代表人叫柴春林。王力生將一些拆遷工作直接交給柴春林的金城公司具體實施。柴春林將拆遷獲得的苗木還可以二次轉(zhuǎn)賣,非法獲利同樣不會少了王力生的那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