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憶了1980年吳先生講“中國畫圍墻終有一天會打破”的情景，他不無感慨：“我是是非之人！”接著談起“筆墨等于零”的爭論。

　　他說，“不少人根本沒看全文，甚至沒看過我的文章就參加爭論。我講的是沒有內(nèi)容、沒有精神、無病呻吟的筆墨游戲等于零。而我研究石濤的《畫語錄》，談齊白石的‘學我者生’，都涉及到前人的成果與我們今天創(chuàng)造的關系”。

　　我遞上帶去的作品集請他指教。他仔細地看畫冊，當看到我作于1994年的《魯迅胸像》后脫口而出：我到現(xiàn)在沒有見過做魯迅像做得好的。我知道他對我的“魯迅”不滿意。我問：“熊秉明的《魯迅》怎樣？”他說：“那當然好，秉明深刻理解魯迅。原稿保存在我家里。”他又反復翻畫冊，停在了《蠶桑專家》和《齊白石》兩張作品上，“這很好！在模糊中傳達精神，是你的特點”。

　　吳先生講真話，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受批評，也獲得鼓勵。他的意見促進我反思，對我的發(fā)展有了新的啟迪。

　　創(chuàng)新者總有是非，講真話者也常惹是非。吳先生倔、真、直，可能正是他成為“是非之人”的一個原因。

　　讓榮譽來得晚些

　　吳先生問我，“你是不是喜歡羅丹？”又告訴我，“秉明有很多思考，他沉靜”，“中國古代雕塑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

　　確實，有一階段我對羅丹心摹手追。吳先生的話令我深思。他是立足于中國詩性文化，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對語。他不希望看到我成為“羅丹”形式的翻版，翻版就是“筆墨等于零”。熊秉明先生是吳先生的同窗摯友，吳先生對他的推崇，也為我們今天的雕塑家提供了一種價值取向。熊先生學養(yǎng)廣博，通哲學、文學、藝術理論、雕塑、繪畫、書法等，又大器晚成，這使他的作品凝重、深厚。

　　吳先生倡導學習民族文化精粹，是對當前學院以西方教學體系為標準的一種批評。他的代表性作品《楚國兄妹》傳達了他對古代雕塑，特別是漢俑造型的深刻理解和對遠古神韻的欣賞。他的《樂山大佛》則表現(xiàn)出他對佛教造像圓融、自在特點的融通。

　　2006年的一天，我接到吳先生的電話：“我看到了你最近一些作品，有些重復自己。不要停留在已有的成績上……你功底深、形式感強，正處于創(chuàng)作的好時期，要不斷向前。減少社會活動……讓榮譽來得晚些。”

　　有一次，我告訴吳先生我去了熊秉明先生的工作室，又拜謁了熊先生的墓。

　　吳先生沉默許久，嘆了口氣：“秉明可惜走得太早了……”

　　而今，吳先生也走了。應當說他沒有遺憾，因為中國畫的圍墻逐漸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