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延誤給誰造成了損失，應該直接去補償誰。盡管這樣的操作有一定難度，但并不等于不可行，如果給每位遇到地鐵延誤的乘客直接退票，或者給出某個憑證讓乘客以后去退票，就能做到精確補償

　　□張海英

　　“列車延誤8分鐘以上須向主管部門報告”“地鐵大面積滯留最高罰款達200萬元”。日前面向公眾公開征求意見的《深圳市城市軌道交通運營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引發(fā)社會關注(5月18日新華社)。

　　在地鐵延誤已經成為家常便飯的今天，深圳率先對地鐵延誤說“不”，值得其他城市學習。根據該意見，列車因故延誤5分鐘以上的，應當及時告知乘客和公眾延誤原因；列車因故延誤或者可預見延誤8分鐘以上的，應當及時向主管部門報告。造成列車大面積長時間延誤的，處50萬元至200萬元罰款。

　　也就是說，該意見通過多種舉措約束地鐵延誤：延誤時間短的，要向乘客解釋原因；延誤時間稍長的，要向上面報告；更嚴重的延誤，要被罰款。有以上這些“緊箍咒”，相信會對地鐵公司形成有效約束，促使地鐵公司減少延誤，保障乘客出行時間，也減少了地鐵公司與乘客之間的不和諧氣氛。

　　據悉，到2013年年底我國有19個城市擁有地鐵，預計到2020年全國擁有軌道交通的城市將達到50個。在城市道路交通越來越堵、限牌城市越來越多的背景下，顯然，地鐵是唯一能夠保證出行時間的交通方式。因此，如何減少地鐵延誤，不僅是深圳的命題，也是其他地鐵城市的命題。

　　盡管深圳治理地鐵延誤的懲罰措施為其他城市做出了榜樣，但坦率地說，與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和國家的處罰力度比起來，深圳的處罰力度還不夠。據悉，香港規(guī)定31分鐘或以上延誤即需罰款，延誤的時長不同則對應不同的罰款，每宗事故罰款金額最高為1500萬港元。而新加坡去年10月向兩家地鐵延誤運營商開出的罰單約537萬元人民幣。而深圳處罰地鐵延誤的最高金額只有200萬元。如果處罰力度小，罰則所起的作用自然就小。

　　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新加坡處罰地鐵延誤的罰款有一個比較合理的去處。香港規(guī)定罰款以票價優(yōu)惠回饋乘客。而新加坡則把罰款捐給一個公共交通基金，以幫助困難家庭支付車資。相對而言，我更贊成香港的做法，既然地鐵延誤給乘客造成了一定損失，罰款理應用于回饋乘客。遺憾的是，在深圳的意見稿中，則沒有明確規(guī)定罰款要補償乘客。

　　在我看來，更理想的做法是，地鐵延誤給誰造成了損失，應該直接去補償誰。盡管這樣的操作有一定難度，但并不等于不可行，如果給每位遇到地鐵延誤的乘客直接退票，或者給出某個憑證讓乘客以后去退票，就能做到精確補償。問題是，有關方面是否愿意把罰款補償給乘客？如果罰款不直接補償給乘客，等于是內循環(huán)，罰款沒有多少實際意義。

　　不僅地鐵延誤現象頻繁出現，而且飛機延誤、火車延誤也很常見。盡管民航主管部門早有規(guī)定，航空公司必須對航班延誤進行補償，但能拿到補償的乘客又有多少呢？至于火車延誤，既不見罰款，也不見補償乘客。我認為，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都應建立罰款與補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