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相比跟隨而來的“資本剪刀差”，“收入剪刀差”似乎有點小巫見大巫。一方面，政府用壓低農民土地資本價格的方式，應對不斷擴張的城市版圖和不斷高漲的房地產價格，用懸殊的價格差來推動城市化的又一輪發(fā)展。另一方面，政府將農民所建房屋統(tǒng)一定義為小產權房，剝奪了農民房地產資本的產權界定權利，導致所有農民的房子不能有效進入交易環(huán)節(jié)，從而使得農民的土地資本失去了升值的機會。

　　北京的張先生最近剛被拆遷，他的房子在東五環(huán)以外大約3公里，當年在宅基地修的平房，房屋加周邊院落，共獲得拆遷款近千萬。按理說，他本屬于農村戶口，但90年代后期，由于城市擴張，他獲得了農轉非資格。近幾年，北京房地產建設一日千里，這種本屬遠郊的土地價值因此陡增。一夜之間成為千萬富翁，這位張兄笑得合不攏嘴，第二天便跑到車市，給自己添置了一臺路虎。

　　同樣的境遇，湖南長沙的劉先生就沒有這么走運。他建在岳麓山附近的一幢3層連四間的樓房最近要被拆遷，雙方沒有達成一致的補償條款，劉一氣之下，將自己的遭遇發(fā)布在網上；拆遷辦的人則認為，劉所建房屋，超出了宅基地的面積，相當一部分屬于違章建筑，而且劉屬農村戶口，他的房子并沒有獲得政府頒發(fā)的產權證。拆遷辦叫來警察一起強拆，雙方動起手來。結果，警察以散布有害信息，暴力干擾公務為由，將劉拘留。劉的老婆情急之下，抓住拆遷辦的人又哭又鬧，警察照樣亮出手銬，將女人一并收監(jiān)。

　　如何看待這兩個反差明顯的拆遷結果，當然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學課題。由此我想到計劃經濟時代著名的價格剪刀差概念。剛好，上個月與人民大學的毛振華教授談及中國農民的處境，他提出了一個類似于經濟史的描述：中國農民在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80年代初期，長期處在工農業(yè)產品“價格剪刀差”的狀態(tài)；從80年代中期，一直到2005年左右，進入城市的農民工持續(xù)處在與城市人口同工不同酬的收入境地，這可以總結為一種針對中國農民的“收入剪刀差”；而最近的5年，城市房地產行業(yè)高速發(fā)展，城市人口房地產高速增值，但與此同時，廣大農民由于土地產權不明晰，農村房地產市場不成型，因此在全國范圍內出現(xiàn)了一個醒目的、針對中國農民的“土地資本剪刀差”現(xiàn)象。

　　從歷史層面看，毛振華教授道出了一個經濟學事實：60年中國經濟的基本邏輯，可能就是通過對農民利益的有效盤剝而形成。眾所周知，在長達30多年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經濟的主要政策，就是設立了一套不合理的工農業(yè)產品比價關系，人為壓低農村的產品價格，提高工業(yè)產品價格與農產品價格的差距。保守估計，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過工農業(yè)產品價格剪刀差提取農業(yè)剩余凈額為4500億元，平均每年從農業(yè)部門流出的資金凈額達155億元；1979-1994年的16年，政府大約提取農業(yè)剩余凈值12986億元，平均每年從農業(yè)部門流出的資金凈額達811億元。現(xiàn)實意義上，中國政府正是利用這種“剪刀差”，試圖推動工業(yè)化的原始積累，使資源配置大面積、大幅度向城市傾斜，由此形成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懸殊的城鄉(xiāng)差別。

　　從2006年元旦開始，隨著政府取消農業(yè)稅，這種工農業(yè)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現(xiàn)象基本緩解，但這并不意味著針對中國農民的“剪刀差”思維方式從此消失。某種意義上，“剪刀差思維”成為政府部門的思維定勢，在收入和資本兩個新的路徑上繼續(xù)繁衍。

　　如果說“價格剪刀差”時期，主要以“廉價的農產品”為主要形態(tài)，那么隨之而來的“收入剪刀差”時期，主要形態(tài)則為“廉價的勞動力”。有人做過統(tǒng)計，在過去的大約20年時間內，中國農村每年為城市建設貢獻了1.2億數量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年齡處于16歲到46歲之間，拿著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資，沒有市民資格，不享受城市人口擁有的醫(yī)療體系和養(yǎng)老體系。一個粗略的統(tǒng)計數字表明，這種醒目的“收入剪刀差”，政府大概從農民身上抽取了9萬億人民幣的豪邁資金來促進城市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