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圓在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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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盡艱辛之后，才是團圓。孫海洋一家終于在2021年結束了分離的痛苦。他在年底這幾天發(fā)文，拒絕所有媒體的采訪，這家人真正過上了團圓的生活。為了和被拐14年的兒子獨處，孫海洋想了許多方法，躲避媒體的長槍短炮。

　　在這一年幸運團聚的被拐兒童家庭里，孫家只是8307分之一。自2021年1月，公安部展開“團圓行動”，截至11月30日，累計找回歷年失蹤被拐兒童8307名，其中，一位被拐的孩子終于在暮年找回了同胞兄弟，那時，他已經與家人分別74年。

　　新疆伊犁90歲的老人張斯業(yè)，終于找回了他的寶貝。他的一雙兒女44年前在烏魯木齊火車南站丟失。2021年4月，江蘇徐州一名男子和新疆吐魯番一名女子，確認與張斯業(yè)有親緣關系。尋子成功靠的是他的血液，以及亡妻生前佩戴的手表上殘留的DNA信息。

　　還有自己徒步回家的聾啞人王福，自17年前外出務工，與同鄉(xiāng)走散，他依靠零星的記憶，一路摸索回家?；丶业穆?，他走了5年，沿路乞討，慢慢地，智力也出現(xiàn)問題。等到今年終于回家，他在家人的陪伴下度過了80歲生日，卻連身份信息都忘記了。

　　在團圓的那刻，笑容爬回了尋親者的臉龐，但過去流過的淚水，一時難以忘卻。一位留著紫棕色短發(fā)的母親，與被拐26年的兒子擁抱后，小心翼翼從鬢角處掀開頭發(fā)。假發(fā)下藏著一頭花白的寸頭，“兒子丟了那天，我一夜白發(fā)”。

　　在最甜蜜的團圓時刻，尋子的記憶時不時跳出來，提醒著過去的苦。找回兒子的第15天，孫海洋從家里醒來，看到一摞摞尋子海報、名片，嚇了一跳。他發(fā)了一條朋友圈，感慨再也不想看到類似的名片。

　　兒童被拐的記憶殘忍地刻在尋親父母的腦海里。1999年，福建廈門的采石場旁，一名搶劫犯終日游蕩，趁著父親白天外出打工，潛入工棚，搶走與母親一起睡午覺的男嬰。22年后，搶劫犯才被抓捕歸案。

　　同樣在1999年的一個夜晚，兩名蒙面的搶劫犯持刀破窗而入，從母親手里搶走男嬰，后以1.65萬元賣出。等到男嬰長大成人，卻要面臨一個早已破碎的家庭：親生父母已經離婚，又各自成家。

　　在今年成功找回的8307名被拐兒童里，失蹤60年以上的有83名。1960年某個早晨，一名1歲男嬰用衣物包裹著，躺在南方一家福利院門口，身上沒有任何身份信息。男嬰后來被河北邯鄲一戶人家領養(yǎng)，撫養(yǎng)長大，生活了60年，直到今年，他才與親生父母團圓。

　　江蘇揚州王家的小兒子，始終是王家父母的“心頭大石”。1959年當?shù)匕l(fā)生自然災害后，王家父母在饑餓環(huán)境下作出不得已的選擇——把小兒子送往上海給其他家庭撫養(yǎng)。人一送走，王家父母就后悔了，多次去上海尋找，直到逝世，也沒尋回小兒子。

　　失散62年后，王家的哥哥姐姐，終于見到小弟——在河北邯鄲的楊玉鵬。此前，66歲的楊玉鵬在養(yǎng)父母的支持下，每年來上海尋親，加了許多尋親群，直到DNA匹配成功，他才與“打斷骨頭還連著筋”的哥哥姐姐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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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圓的故事在這一年反復上演著。久別重逢的相擁，被記錄在直播、短視頻、媒體報道里，上百萬網友為別人家的團圓貢獻流量和淚水。

　　某種程度上，中國人對團圓的渴望，早已刻在了DNA里。在病毒肆虐的這兩年，缺席漸漸成了疫情時期的日常。在深圳，有女生已經和生活在香港的男友兩年未見，在貴州一家留守兒童托管中心，有個男孩的父親在外務工，近兩年因防疫政策，一直抽不出時間看孩子。

　　但什么都不能抹去人們對團圓的渴望。那位不能和香港男友見面的女生，在蓮塘口岸握著望遠鏡眺望隔著深圳河的男友，兩人一邊揮手一邊通話，哪怕在彼此視線里，對方只是小小的一點。生活在托管中心的留守兒童則得到了中心老師買的雞腿和漢堡，以撫慰思念之情。

　　恰是看到了尋親家庭對團圓的渴望，深圳民警盧保磊多次出發(fā)，偵辦上百宗涉拐案件。從警以來，他找回的孩子, 被拐時間最長的有88年。破案時，這個解放前已被拐賣的女孩已經是九旬老人，家里只剩侄兒在世。

　　他也參與了為孫海洋尋子。為此，盧保磊走過數(shù)十萬公里路。在他之前，幾代刑警接力，密切關注著相關線索。最后一次出發(fā)，盧保磊冒著大雪前往山東聊城，才和孫海洋的兒子見面，一起下了一次館子。

　　偵查技術的革新也讓往年難以偵破的積案有了重新偵查的可能。如今，有3000多個免費采血點分布全國各地，方便被拐家庭就近采血。被拐兒童的血液將記錄在數(shù)據(jù)庫里，通過DNA提取、擴增、電泳，再找到雙親DNA，提高查找的效率和精準度。那些雙親逝世的家庭，可以由叔侄、祖孫等親人提供血樣，用第二代DNA測序技術作出鑒定。

　　還有擅長人像比對技術的刑事技術專家，能抓住人臉的特征點，即便被拐的幼童長大成人，容貌大變。

　　找回被拐兒童只是一個開始。多年缺席帶來的隔閡，在團圓之后，漸漸浮現(xiàn)。

　　一位被拐19年的女子，重新見到母親時，母親已經病重臥床，只能微笑回應。貴州一位奶奶抱著久別重逢的孫子，反復說“對不起”，為當初意外丟失孫子道歉，但孫子聽不懂她的方言，只好用擁抱輕輕安慰。

　　人們只記得團圓的甜，卻難以了解這些家庭背后的怨懟和不解。一些等待團圓的家庭，在年復一年的等待中，早將過往的感情消磨殆盡。

　　在云南麗江經營燒烤攤的母親，在2006年兒子被拐后，患上系統(tǒng)性紅斑狼瘡，身體開始浮腫變形。而她的兒子被拐中途逃脫，被送往兒童福利院后，多次回云南尋找親生父母不果，最后，河北邯鄲一對夫婦收養(yǎng)了他。

　　當母子兩人的DNA成功匹配時，母親已時日無多，兒子卻拒絕相認。他誤會親生母親當年沒有尋人，也想報答養(yǎng)父母的撫養(yǎng)之恩。2021年6月30日，母親被送入醫(yī)院搶救室，兒子才在警方的勸說下返回云南。

　　回家的路實在太遠了，母親沒能等到長大成人的兒子，就離開人世。

　　毫無疑問，那些團圓的家庭，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彌補彼此缺席的時光。

　　那個騎著摩托千里尋子的父親郭剛堂，在找回兒子后，平靜接受了兒子的提議——回養(yǎng)父母家生活。當該網友指責郭剛堂的兒子“認賊作父”時，這個父親公開支持兒子的選擇，“沒有隔閡是一種奢望”。他有足夠的耐心慢慢消除隔閡。

　　與親生父母的團圓，意味著被拐兒童要離開生活多年的養(yǎng)父母家庭。在今年團圓的諸多家庭里，被拐兒童就像“夾心餅干”一樣，維護著親生父母和養(yǎng)父母之間微妙的平衡。

　　一方面，親生父母怨恨養(yǎng)父母剝奪了自己為人父母的機會，又不忍傷害孩子對養(yǎng)父母的感情；另一方面，如果親生父母出具諒解書，能幫助養(yǎng)父母從輕量刑。許多時候，諒解書是被親情綁架下出具的——親生父母希望相認后，能給被拐兒童留下好印象。

　　被拐兒童符建濤就面臨過這種困境：生母不愿出具諒解書，即使養(yǎng)父母下跪請求她的原諒。符建濤的生母認為，雖然符建濤有感恩之心，但“一碼事歸一碼事”，養(yǎng)父母需要接受法律的懲罰。這讓符建濤一度陷入自責，“都是我造成的”。

　　輿論壓力接踵而至。有網友批評，被拐兒童認親后回養(yǎng)父母家生活，無視了親生父母多年尋親的努力。輿論場上，似乎很少人為那些被拐兒童說話，畢竟，在DNA沒有成功配對之前，養(yǎng)父母是撫養(yǎng)他們的至親，而親生父母，是遠方的陌生人。

　　為了保護兒子，郭剛堂決定再也不接受媒體采訪。孫海洋也作出相似的決定，為兒子找到理想的學校以后，他想讓一家人的生活恢復平靜。他呼吁，希望把焦點對準那些仍未團圓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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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團圓故事塞滿的2021年，仍未團圓的家庭還有很多。

　　在孫海洋一家路過的地方，許多被拐兒童的家長聞聲而來。他們格外積極地配合媒體的采訪，不斷地重復孩子被拐的場景。他們舉著尋子的海報，站在孫海洋背后，確保他家孩子的信息，能成功入鏡。

　　成為明星家長，吸引社會關注，是他們愿意在人前撕開傷口的原因。流量能推動他們的案件更受關注。

　　孫海洋和郭剛堂毫無疑問是被拐家長圈子的“頂流”，他們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親愛的》《失孤》，他們也都于2021年找回兒子。如今，也有不少家長，模仿他們走過的路尋子。

　　姚福吉是其中之一。他騎著一輛貼滿尋人啟事的紅色三輪摩托車，一邊直播一邊尋女。這個不會手機打字，遇到相機就會避開的父親，在漫長的尋女時光里，逐漸學會和鏡頭對話。

　　他給那些人氣低的主播刷禮物，尋求連麥的機會。山東“拉面哥”火了，他騎車一天一夜趕到“拉面哥”的家，并在家里，見到了十幾個和他懷抱著相同目的，來蹭流量的尋親父母。

　　尋子成功后，孫海洋和郭剛堂也利用影響力，試圖幫助那些仍未團圓的家庭，把信息傳遞出去。孫海洋張羅了飯局、媒體群訪等，和那些尋親父母并排站在一起，呼吁媒體關注報道這些家庭，幾乎想把別人家的尋親海報舉到鏡頭前。

　　他們的故事如今仍未終結。這些家庭仍在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力爭獲取被拐親人的線索。團圓不易，這是2021年頻繁上演的故事。

　　魏晞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