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鑒于當時國民經濟的發(fā)展和國防建設的需要，在毛澤東關于“三線建設要抓緊”指示的指引下，1965年12月21日，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第二汽車制造廠籌備處，調饒斌等5人組成領導小組。隨后，各項籌備工作便開始緊張有序地進行。1966年底，已初步確定了廠址、建設規(guī)模、建廠指導思想、建廠方針等總體方案。萬事皆具備、興工已在即。而剛開始“上馬”就遇上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千擾、大破壞、大動亂。二汽真可以說是生不逢時,多災多難。1969年1月9日，經國務院批準，二汽建設指揮部在十堰宣布成立。

　　絕不能三下：1980年國家因財政極為困難，不得不對二汽“斷扔”，將二汽列入“停緩建”項目。為不再發(fā)生第三次“下馬”的慘境，當年李先念選調、并叮囑“二汽非要搞出個名堂來不可”的黃正夏三次上書匯報爭取，提出“自籌資金，續(xù)建二汽”方案，將不上繳國家的錢捆綁起來，打破“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的限制，保證重點資金的使用。1980年3月李先念同志親自主持批準二汽方案，同年7月鄧小平同志來二汽視察時也充分肯定了這一決策。

　　歷時14年的選址

　　“十堰市真奇怪，一條馬路直通外。說它是城市，種瓜又種菜，說它是農村，工廠山溝蓋。撿了石頭當煤賣，紅薯葉子當白菜。電話沒人走得快，下雨打傘頭朝外。公路有山又有海，一進十堰跳起來。”這么惡劣的生產生活環(huán)境是歷時14年，比一汽選址費勁得多。

　　一上時，考慮到一汽在北方，準備將二汽放在南方，初步定在中南，因武漢易受突襲原因被PASS掉了，后又跑到成都牛市口，再又按蘇聯建議分散成10個大的加工中心，從成都到西安再到鄭州一線排開。

　　二上時，選在長沙，后又傾向芷江。

　　三上時，主要考慮中央擺在“三線”的要求，兼顧要擺在鐵路沿線（擬建的川漢線）。當時有一些極左的思想在干擾選址，如有建工部同志提出“工業(yè)建筑要一貼、二埋、三嵌、四散、五藏、六進洞、七偽裝”，但段君毅部長提出不要片面地用“備戰(zhàn)”壓人，隱蔽和分散是需要的，但也要看生產的合理性，要算經濟賬，最隱蔽的方案可能是最浪費的方案，基建投資增加三分之一就不干了。1966年10月，在各方面500多人參加的老營現場會及后面的兩次廠址調整會議最終確定。

　　“包建”和“聚寶”

　　1969年9月，正是十年動亂時期，二汽建設卻難得的如火如荼地展開，這與當時采取的“包建”和“聚寶”建設組織方式有一定關系。

　　“包建”，即國內汽車制造廠和零部件廠專業(yè)對口“包建”二汽。二汽除自建6個技術后方廠外，有二十多個專業(yè)廠是以一汽為主的各地企業(yè)所包建的，其中一汽完成了發(fā)動機廠、車橋廠、底盤零件廠、車身廠、車架廠、車輪廠、車箱廠、鍛造廠、鑄造一廠、鑄造二廠、總裝配廠等十一個專業(yè)廠和熱處理、電鍍兩個系統(tǒng)的包建任務。

　　“聚寶”，即國內的先進技術成果移植到二汽“聚寶”。人是最寶貴的財富，負責調配人員的人事干部隨身必帶毛主席語錄。每到一個企業(yè)，首先說明建設“二汽”是毛主席首先提出來的，產品是林副主席確定的，廠址是周總理選定的。“三線”建不好，毛主席睡不好覺。

　　對二汽的“包建”和“聚寶”，相當于對一汽的分家。一汽三丁抽一丁，總共支撐二汽4200人。“中國汽車之父”一汽廠長饒斌、一汽總工程師陳祖濤、在一汽研制中國第一輛轎車的孟少農、一汽鑄造廠廠長李子政、長春汽車研究所所長張慶梓都被“聚”到了二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