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22日至24日，召開了討論“中蘇關系破裂原因”的座談會。會議參加者多是當年中蘇大論戰(zhàn)過程的直接參與者和見證人，其中有從事外交工作、黨的聯(lián)絡工作的原負責同志，有當年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長期做俄文翻譯的老同志，此外還有來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中共黨史和中蘇關系的學者，共20人。會議的宗旨是弄清歷史事實，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鑒于關于蘇聯(lián)方面的問題，過去已經(jīng)說過很多，所以這次討論的側(cè)重點是在中國方面，試圖回答江澤民總書記提出的在中蘇關系破裂方面“中國有什么責任”這一重要問題。

　　與會者根據(jù)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以及新披露出來的材料，其中包括一些檔案材料，對中蘇關系從同盟走向分裂的過程作了回憶和分析。討論沒有簡單地停留在誰是誰非上，而是對中蘇分裂的歷史背景、原因和經(jīng)驗教訓進行了深入探討。

　　大家認為，毛澤東關于“蘇聯(lián)領導搞大國沙文主義是中蘇關系要害所在”以及鄧小平關于“真正的實質(zhì)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的論述是我們研究中蘇關系破裂原因的重要指導思想。

　　毛澤東關于“蘇聯(lián)領導搞大國沙文主義是中蘇關系要害所在”的論述，出自1964年10月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撤銷赫魯曉夫的職務后，他在11月4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講話。毛澤東在分析中蘇分歧、公開論戰(zhàn)問題時指出：“公開論戰(zhàn)當然包括許多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理論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其實，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赫魯曉夫、蘇聯(lián)領導集團的大國沙文主義、大俄羅斯主義。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沙皇時代不說了，帝俄占了我們那些地方不說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寧時期中蘇關系還比較好，到了斯大林的時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們什么時候跟斯大林吵起來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賀斯大林70壽辰的時候。為什么吵起來呢？我當時為什么大發(fā)脾氣呢？就是因為斯大林看不起中國，不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兄弟的國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毛澤東說，“當然，斯大林那時的錯誤還是局部的問題。但是，那個時候他要占領我們的大連、旅順，要共管中長路，還要在新疆辦三個合營公司。這就是大國沙文主義。他還把我看作是半個鐵托。中蘇分歧就是從蘇聯(lián)對中國實行大國沙文主義時開始的。當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在革命勝利之前，還有蘇共對我們黨采取大黨主義的態(tài)度。那是舊賬了。”

　　毛澤東說，“那時以后，發(fā)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黨呀，什么指揮棒呀，什么搞超國家組織呀，經(jīng)互會呀，等等，等等。赫魯曉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對我們搞突然襲擊，就是因為我們不聽從他的指揮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會議，我們跟他吵什么呢？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他要我們服從他的外交政策總路線。還有就是他還想搞父子黨，反對兄弟黨之間獨立、平等、互不干涉內(nèi)部事務的原則和協(xié)商一致的原則。這都是搞大國沙文主義，都被我們頂住了。莫斯科會議聲明中保留了一個支持蘇共‘二十大’，一個‘反對個人迷信’。‘個人迷信’原則上應當反對，所以我們同意保留，但是他借反對‘個人迷信’干涉兄弟黨內(nèi)政，我們就不贊成。最后作了妥協(xié)，同意一般提出反對個人迷信。對蘇共‘二十大’，我們聲明這是對他又一次照顧，到此為止，下不為例。后來他反過來拿這根棍子打我們。這種大黨主義、大國主義，搞指揮棒、父子黨，是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說，“蘇聯(lián)領導搞大國沙文主義，這是中蘇關系中的核心問題，是要害所在。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跟蘇聯(lián)之間的糾紛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比較難，因為由來已久，有思想根源，有歷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國人的思想里，大俄羅斯主義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問題，比如意識形態(tài)問題、理論問題、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等等，本來是可以從長計議、從容討論，一時解決不了，可以擱置起來，求同存異，可以在內(nèi)部繼續(xù)商討，不一定非要指著鼻子公開論戰(zhàn)不可的。就是因為有蘇共領導的大國沙文主義這個實質(zhì)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連帶許多問題都不得不在公開論戰(zhàn)中展開了。這并不是我們所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