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田
記者:1939年陳賡大將給您拍了一張照片,您是非常珍視這張照片的。這張照片是在什么地方拍的?您能介紹一下當(dāng)時照相的情景嗎?
王恩田:這是1939年陳賡大將在太行山宋家莊他住的那個院拍的。當(dāng)時是1939年的8月,那個時候他是旅長,我是旅宣傳隊的宣傳員,他非常喜歡孩子,希望我們成材。這張照片算起來有64年了,我一直放在身邊。
你看這個照片都已經(jīng)剪了,但還可以看得出背景是什么,這是陳大將房東窯洞的前面,照相的時候房東還在屋里說話。照完了以后,房東老大娘、老大爺出來說,噢,你在給小黑頭照相啊,小黑頭方頭方腦的,很好啊。陳賡就笑了,推著我打招呼,我就叫大爺大娘。他們說好,好,好,你唱京劇唱得挺好的,你長得很像陳大將,方頭方腦的。
陳大將好多事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他說你是個土包子,你不會照相,我告訴你怎么照。他說:“你把腳站好與肩同寬,然后一個手背在后面,你左手背后面,右手放下來。哎,這樣看著挺好的。你站好,我給你照。”
記者:您一直說自己是一個幸存者和幸運(yùn)者,為什么?
王恩田:我這個人吧,人家都說是幸存者,其實,我還是一個幸存者。幸存者就是我能活到現(xiàn)在,就是幸存了;幸運(yùn)就是我們能遇到這么一個好領(lǐng)導(dǎo),在生活上、政治上、思想上都是靠著他領(lǐng)著走過來的。他不是天天領(lǐng)著你,但是他的思想對你影響很大。像我,如果不是他當(dāng)旅長,是別人當(dāng)旅長,我以后的發(fā)展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
有一本叫做《荒煤散文選》的書里面寫過一篇文章,有我那么一小段,在那里面寫我的問題還是比較嚴(yán)重的。我的家庭是一個基督教家庭。1939年2月10號,我們在平原打了一仗,我就為這件事禱告,我說旅長啊是除魔鬼的英雄,日本鬼子是魔鬼。因為在我們縣城,我們這些十三四歲的孩子參軍是因為沒有家了,日本人去一次殺一次,我們縣城有萬把人,日本鬼子第一天進(jìn)城就殺了我們1070多人。
我就禱告這么一次,我那些小同鄉(xiāng)們就到處嚷,王恩田為陳旅長禱告了。宣傳隊長就挺不痛快的,他跟分隊長就找我談話,說我們宣傳隊是宣傳馬列主義,這是共產(chǎn)黨的宣傳隊,他給我扣了一堆帽子,我那個時候也糊涂,什么唯心論,唯物論啊,我那時候也不太清楚。
記者:當(dāng)時宣傳隊長把您調(diào)離了宣傳隊,旅長陳賡不同意又把您調(diào)回宣傳隊?他為什么這么做?
王恩田:陳賡把我?guī)У秸尾恐魅翁K精誠那兒,說王恩田只是信教問題,怎么能把他調(diào)走呢?宣傳隊長說:“他調(diào)皮得很,說他也不聽。”陳賡說思想上的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教育過來的,你慢慢地教育嘛。
1943年的1月,陳賡知道我入黨了,高興得把我的肩膀都拍疼了。
那年七八月份我們就搬到宋家莊了,陳荒煤來采訪,寫完了以后,要讓隊長過過目,因為他們也知道我有變化,說王恩田進(jìn)步很大。陳賡給陳荒煤說,我死了,這些小鬼會哭我;但是他給我們說,你們這些小鬼走了的話,我會大哭一場的。我們離開他,他會大哭一場的;他走了,我們也會大哭一場的。我不是大哭了一場兩場,我只要想起陳大將,想起他,我就克制不住。
記者:陳賡和你們的感情非常好,他特別喜歡孩子?
王恩田:他把我們當(dāng)成自己的兒子,你說感情能不好嗎?因為那個時候他愛人王根英剛逝世沒多久,有時候他說我那個孩子說不定就在上海當(dāng)童工呢,流浪兒,你們多幸福啊。有時候他會擰擰我們的耳朵,說叫一個,叫一個,叫個好聽的,叫個干爸爸。他就抱著你,拉著你,有時候貼貼臉。他那個胡子很厲害的,貼貼臉,蹭蹭臉,我們說,你胡子多,殺鬼子也多,他高興了就說,對!我胡子多,殺鬼子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