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去年發(fā)布的暢銷書排行榜，郭敬明的小說和現代官場小說占了好幾席，您是怎么看這個事情的？

　　余秋雨：我不覺得郭敬明的書是無聊的，郭敬明的書也挺好看的嘛，它有故事性，我不認為他的書是不好的書。讀書是一個社會潮流，對社會潮流我們不能指責過多。不一定第一名第二名一定要是紅樓夢我們才怎么樣。不要以普遍的閱讀的量來透視我們的閱讀。中國是個普通老百姓為主的社會，普通百姓的日常興趣，就是一有空去做什么，恐怕就是打牌。那你就很憤怒，我們怎么打牌呢，丟人了，我們是不是成了一個賭博大國？

　　老百姓他可能就是隨手拿起來一本書。年輕人或者小孩子可能會喜歡讀一些故事性比較強的書。我小的時候印刷條件不好，非常糟糕的書不多，碰巧我爸爸書箱里有幾本好書。但是當時也有很多非常低劣的傳說故事，文人寫的好多戲本，層次很低的，這些都是當時閱讀量極高的東西。當時在上海這樣的地方流行的書，是寫三角戀愛的小說和黑幕小說，很多文人也都在看，就像直到解放，知道魯迅的人也很少。張愛玲寫作之余為了休息，看得也都是社會上流傳的一些爛俗的書，就隨便看看，這就像是很多大學者，他看的電視劇一定是休息的電視劇，我天天研究一些高深的東西，空下來的時候，無聊的時候，就看一些放松腦子的東西。

　　記者：您說現在的書籍泛濫，出版機構在其中有什么樣的責任呢？

　　余秋雨：我希望出版社能做這么幾件事情，第一就是盡量減少出那些層次非常低的書，不是說暴力色情，而是那種老板出書、官員出書，要少一些，內部讀物要出也可以，但是不要變成公開發(fā)行的書。第二，當你發(fā)現全世界別的地方有好的書，你一定要努力去推薦。還有就是怎么把經典簡化。多數人沒有那么多時間去讀完一部經典，當代人用漂亮的白話文把一本非常長的書簡寫了，現在有現代作家把它縮的比較短，很好看呀。前幾年我看過一些出版社做過名著的五分鐘閱讀，作為研究文學的人看了當然會生氣，但是別忘了，很多人都有非常忙的時候。

　　記者：您最近在寫作嗎？最近讀了什么新書？

　　余秋雨：我讀書的量很少，過去讀了很多，現在就很少了，更多地在思考問題。最近我在寫一本新書，叫《君子之道》。瑞士的一位思想家叫榮格，他說，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為人格。每一個民族的文化都表現為人格理想。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圣徒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紳士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騎士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浪人人格，有的民族的文化人格是牛仔人格，而中國的民族文化人格是君子人格。我們的文化遺囑是以人格的方式傳遞的。讀書讀少一點沒關系，很多讀書讀得多的人都是小人，不是君子。這本書我不知道什么時候寫好，但我寫得還是很開心的。

　　記者：您現在平時還去各地游歷嗎？

　　余秋雨：我不上網，也沒有手機，我不通信，也不怎么出去，不和外面世界有太多的交往。我寫文章比較投入，可能這個月我都在寫漢代，一直在寫司馬遷。寫這種學術散文是很投入的，這個時候手機響了，我就一下子被從漢代拉回到現在，講完電話剛才讓我感動的氣氛就找不到了。我的妻子有手機，她非常了解我這個特點，知道我寫作怕打斷，往往是吃飯的時候，或者我不寫的時候，才告訴我今天誰來了幾個電話，她跟我生活了幾十年，太了解我了。(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