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茶淀農場，金默玉用比她還高的大鐵鍬費力地挖著蘋果樹下的凍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作聲。“我知道我和別人不一樣，別人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我是封建貴族階級的小姐，漢奸的妹妹。”

　　此時，一位講北方話的上海人，闖進了金默玉的生活。他將一把自制的小鐵鍬、一本日語版的《人民中國》，送給了手掌流著血的金默玉。金默玉很快答應了他的求婚，因為她希望能在農場里分到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她厭惡身邊的那些女勞改犯，“她們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來要喝幾大杯酒，用別人聽不懂的話喃喃地咒罵；有人用紅紙把嘴染得通紅，游手好閑。”

　　“你不后悔當年沒和哥哥們一起走？那就不會有后來的事情了。”記者問金默玉。

　　金默玉卻說，她這一生做過的最正確的事有兩件，一是沒有去香港，一是在監(jiān)獄中沒有陷害過任何一個好人。“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我的家庭教師告訴我，高尚不是別人笑的時候你不笑，它是一種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須找一天閉門思過，想想有沒有做什么對不起人的事情。你認為正確的，就堅持到底，不要管別人怎么想。”

　　生平只求過一次人

　　1976年，跟丈夫回上海探親時，金默玉病倒了。X光片顯示，她的脊椎有9節(jié)都壞了，病歷上寫著“脊椎骨質增生、骨髓炎、腰肌勞損”。農場給她辦了病退，每月工資降至19元2角，“連吸煙的錢都不夠”，何況還要給婆婆寄錢。吸煙，是金默玉在監(jiān)獄里養(yǎng)成的習慣，“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撐不住，我就吸煙，后來一天能吸一包。”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在監(jiān)獄，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鋪蓋，就用腳去移；沒有梳子，就用牙刷把頭一點一點地刷過去；衣服破得沒有替換，就用碎布在上面縫出小花來；無論處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齊齊。

　　曾經在肅王府侍奉的保姆拉著她掉眼淚：“格格，您這是從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這不是還沒摔死么！”曾有一位在美國的侄孫女，苦苦請求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可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煩他們。”但在1979年，她寫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鄧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還記得信里的內容：“我如今已經干不了體力勞動了，但是還干得了腦力勞動，請給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別北京40年后，金默玉終于成為北京街頭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

　　之后的十幾年，她有了收獲。

　　金默玉一直就想辦一所學校。1992年初，金默玉與丈夫將家中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來，購買了書桌、教材等學習用品，開辦了“愛心兒童日語班”。“愛心”暗喻“愛新”，表明她是愛新覺羅家族中的一員，又表明她在晚年為培養(yǎng)兒童的日語能力而奉獻自己的愛心。

　　為了把“班”辦成學校，從1993年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間奔波了數年，動用了同學、朋友、親戚等一切關系，四處演講，終于籌足了辦學經費。1996年5月，位于河北廊坊市開發(fā)區(qū)的愛心日語培訓學校正式掛牌。據有關部門確認，該校是當時國內設施最齊全的民辦日語專修學校。

　　上世紀90年代后期，正是在這所學校的基礎上，建起了廊坊東方大學城。在晚年，她終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掙來的錢買下的房子。鄰居們都知道這是個了不得的老太太。

　　然而，金默玉卻不覺得自己的一生有什么特殊。“有時候想想，我這一生，到底干了點什么呢？”她嘆息著，看著手中的照片。照片上，14歲的她穿著白色的衣裙，像男孩子一樣頑皮地微笑著。“那時候，我可淘氣著呢。”她說，唇邊泛起一個與當年一模一樣的笑容。（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