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是向上、向善、向美的文學

　　兒童文學是以善為美、引人向上、導人完善的文學。百年現(xiàn)代中國兒童文學的先驅者、奠基者對兒童文學作家的責任與兒童文學的精神力量、目標價值有 過深刻的論析。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夕，魯迅就提出新文化要促成我們中華民族的未來一代“養(yǎng)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 的精神。”(魯迅1919《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郭沫若認為：“人類社會根本改造的步驟之一，應當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應當從兒童的感情教育、美的 教育著手。”“文學于人性之熏陶，本有宏偉的效力，而兒童文學尤能于不識不知之間，導引兒童向上，啟發(fā)其良知良能。”(郭沫若，1922《兒童文學之管 見》)茅盾也有達類似的精辟見解：“兒童文學不但要滿足兒童的求知欲，滿足兒童的好奇好活動的心情，不但要啟發(fā)兒童的想象力、思考力，并且應當助長兒童本 性上的美質：——天真純潔，愛護動物，憎恨強暴與同情弱小，愛美愛真……等”(茅盾，1936《再談兒童文學》)。80年代曹文軒提出“兒童文學作家是未 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新世紀曹文軒又提出“兒童文學的使命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的觀點，代表著一代兒童文學作家的心聲，體現(xiàn)出兒童文學作家的 責任感、使命感。

　　兒童文學是傳遞人類基本價值的文學。各國的兒童文學當然也具有意識形態(tài)性，但同時也反映一些共同的國際主題，如親近自然、保護環(huán)境、熱愛和平、 國際理解、種族和解，兒童文學比其他種類的文學更適宜表現(xiàn)、也更能表現(xiàn)這些主題。法國史學家波爾保羅·亞哲爾曾說，兒童們“不僅讀著安徒生的童話來享樂， 而且也從中領悟了做人應該具備的條件，以及應該完盡的責任。”希臘兒童文學作家洛蒂·皮特羅維茨認為，兒童文學是一座橋梁，是溝通兒童與現(xiàn)實、兒童與歷 史、兒童與未來、兒童與成年人、兒童與兒童之間的精神橋梁，在這個“橋梁”的概念中，豐富地包括了理解、撫慰、拯救、引導等不同的功能。在社會道德價值 上，兒童文學中傳達的也多是人類共通的基本美德，如誠信、勇敢、合作、寬容等。日本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說，童話往往成為構建人性基礎的重要方式，“如果幼 年時期受過同一童話的熏陶，那么，在人格最根本的基礎部分，仍保持著共同的成分。”兒童文學在人文精神的養(yǎng)成、兒童的“精神成人”方面有著特殊的作用，它 陶冶性情、增進美感，對兒童的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人類之所以要創(chuàng)造出兒童文學，在于需要通過這種適合兒童思維特征和樂于接受的文學形式，來與下一代進行精神溝通與對話，在溝通和對話中，傳達人 類社會對下一代所寄予的文化期待。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兒童文學是兩代人之間進行文化傳遞與精神對話的一種特殊形式，是現(xiàn)世社會對未來一代進行文化設計 (也即人化設計)與文化規(guī)范的藝術整合。從根本上說，兒童文學是為了在人類下一代的心靈做好一個人之為人的打底的工作，是為著下一代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長， 是一件涉及到“人的目的”的偉大事業(yè)。在關于藝術目的的問題上，黑格爾曾有過這樣精辟的論述，他認為“由于藝術在本質上是心靈性的”，所以它的“終極目的 也就必須是心靈性的”，是為填補心靈的需要而存在的。“因此，只有改善人類才是藝術的用處，才是藝術的最高目的。”在文學藝術的實踐性上，人們更把這種 “改善人類”的“最高目的”寄望于兒童文學藝術。“童年的情況，便是將來的命運”(魯迅語)，兒童是生命的開始，在兒童身上，總是寄托著人類的希望。兒童 文學也就是在這一意義上被賦予了比之成人文學更具體、更實際的“改善人類”的“最高目的”的文學實踐本性，即通過藝術的形象化的審美愉悅來陶冶和優(yōu)化兒童 的精神生命世界，形成人之為人的那些最基礎、最根本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審美觀，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