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鄭念女士的家世、經歷和教育，筆者幡然悟到，她才是真正的一代上海名媛。眼下在各種標榜為上層女子時尚雜志中介紹的所謂新名媛，無非是美女加有錢丈夫或父親及名牌堆身，充斥著暴發(fā)戶的奢華，看在眼里很為那曾經掠過時間回廊并投下高貴倩影的名媛叫屈。

　　名媛就是女中貴族，她們的崛起和出現(xiàn)，為中國女界開創(chuàng)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風格。貴族的“貴”，不在錦衣玉食、奴仆成群、前呼后擁，而在不用其一貫遵循的人文價值原則作交易，竭力維護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風范。猶如《桂河大橋》中那位英國軍官，雖然淪為俘虜、雖然已衣衫襤褸，但面對敵戰(zhàn)國軍方的淫威所表現(xiàn)出的傲氣和貴氣，令人肅然！好像是福樓拜說過: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著貴族的風采和尊嚴。

　　鄭念，就是這樣一位名媛。

　　鄭念與張愛玲

　　寫到這里，忽然憶起另外一位家世顯赫同樣以母語以外的英文寫作、同樣早年離開上海在美國孤獨終老的名媛——張愛玲。她們相差5歲。

　　張愛玲祖籍也不是上海，但她對上海的愛和思戀之情，我們從她后來去美國后寫的或改寫的幾部小說中，仍強烈地感受到。與鄭念一樣，她的旗袍，也是托好友宋淇夫婦從香港找上海裁縫做的。兩位名媛都十分西化，高傲執(zhí)著，重視私人空間，但總覺得張愛玲的世界，還未走出白流蘇那個連鐘擺都比外面慢一個時辰的幽黯的老公館。盡管一樣喝紅茶、講流利英文、對色彩搭配都有敏銳獨到的見解，但鄭念比張愛玲要大氣得多。張愛玲是一位末路名媛，鄭念則是少數勇于走出悠閑沙龍、置身于大時代舞臺聚光燈下翩然起舞的一代新名媛！

　　張愛玲最終與胡蘭成訣別，最關鍵的是因為他的不忠，此外什么國土淪喪、民族氣節(jié)，她都不予關心。去美國大半輩子，嫁了個美國丈夫，但張愛玲卻似從來沒融入其主流社會，按說以她的英文程度應該完全不成問題的。而鄭念雖然去美時已六十有五，但她很快使自己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huán)境:諸如高速公路上的駕駛、超市購物及銀行自動提存款機……當然，她不否認“……當落日漸漸西沉，一種惆悵有失及陣陣鄉(xiāng)愁會襲上心頭”，但她仍“次日清晨準時起床，樂觀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賜給我的新一天”。雖然身在異邦，她也從不將自己與中國隔絕，“我還是關注著中國的一切，來自中國的種種消息令我十分鼓舞，中國實行新經濟政策后的空前繁榮，我感到欣慰”(《上海生死劫》跋)……

　　匯聚浦江

　　1989年，筆者在華盛頓首次與鄭念女士零距離接觸。那時她應已七十好幾了，開著一輛白色的日本車，穿著一身藕色胸前有飄帶的真絲襯衫和灰色絲質長褲，黑平跟尖頭皮鞋，一頭銀發(fā)，很上海，與周小燕十分神似，一樣是瘦削挺拔，只是鄭女士更顯高挑。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雖歷經風侵霜蝕，目光仍明亮敏銳，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負載著往事悲情的遺痕吧！

　　她請我在一家講究的中餐館吃飯。有趣的是，她帶我走的是后門，從廚房穿進去，在一僻靜的角落里，有張似是她專用的臺子。她詼諧地說:“中國人就是會走后門，但美國的后門只是通廚房。”后來我才明白，這家中餐廳在當地頗出名，且客人多為華人，從前門進來怕太注目吧。當我惴惴不安向她道歉未經她同意就與母親合作將她書譯成中文并在內地出版時，她爽朗地笑起來:“這不是很好嗎？讓內地人也能讀到我的書，我要謝謝你和你的母親。”她在餐桌邊翻看起來，馬上很認真地說:“這本書就是要上海人譯，比臺灣人好。”我得到鼓勵，老實不客氣地說:“只有我們才翻得出‘一打三反’，‘深挖洞，廣積糧’這些富‘文革’時代特色的名詞……”她深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