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這只是在寫即將死去的孫連國，寫孫連國死前的心理活動。可實際上，它又是在寫仙鶴鄉(xiāng)，寫仙鶴鄉(xiāng)的干群之關系。孫連國的感覺和話語，也是鄭之淵內心世界的再現。作為仙鶴鄉(xiāng)百姓的父母官，鄭之淵愛他的子民，愛得那么深、那么透，愛到了骨子里，恨不得把自己的血液都灑在這一方土地上，或者化作這里的一塊石頭?？墒窍生Q鄉(xiāng)的百姓卻不理解他，恨他，無緣無故地離開了他，讓他百思不解、痛苦萬分，從心底里感到絕望、寒冷。他想挽回這種親情，也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最終還是失魂落魄地離開了，如同孫連國永遠無法找到兒子一樣。

　　顏廟和顏氏家族的祭祖儀式，則隱喻并象征著作品中的希望。顏廟歷史悠久，既是顏子文化的承載物，也是顏氏子孫后代祭祀祖先的家廟。每年的十月初一這一天，顏氏家族都要在廟里舉行祭祖儀式，在族長顏景觀的帶領下，向祖宗顏回行叩拜之禮。祭祖儀式的記載簡明而莊重，尤其顏景觀讀家譜時的情形，更令人感動，感動于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吾祖顏回，孔子七十弟子之一。他一生大半時間跟隨恩師孔子生活和學習，極深地理解并實踐著先師的思想學說，以謙虛敏學、尊重師長、仁德出眾而著稱，被后人推居孔門“七十子”之首，尊為儒家的“復圣”。吾祖顏回，出身書香、終身不仕；吾祖顏回，安貧樂道，謙和待人；吾祖顏回，推崇仁政，講求順從自然，無為而治，與世無爭……先后被尊為“先師”、“兗公”、“兗國公”、“兗國復圣公”、“復圣”。[1]300-301顏子的每一品行幾乎都與仙鶴村的當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使讀者很容易看出其中蘊含著的作者的傳統(tǒng)文化救世之深意；而在仙鶴村的三大家族中，顏氏家族的為人行事也的確還算有些古風?？墒穷亸R以及祭祖儀式所象征的儒家傳統(tǒng)文化還有救世的能力嗎？別的不說，只從修廟資金的匱乏、顏氏后人對儀式禮數的生疏及儀式上的缺乏神圣感、世界顏氏華人協(xié)會祭錯祖宗、顏景觀擔心自己死后祭祖儀式不能繼續(xù)等方面，就可見出傳統(tǒng)儒家文化的衰落，已經難勝拯救世風之大任了。小說結尾，顏廟及顏氏家族雖然并未重點出場，但由顏景觀主持的村委換屆選舉的失敗，似乎也隱隱透露出規(guī)則、秩序與混亂蕪雜的現實之間，力量是多么不對等。

　　《鄉(xiāng)志》是當代鄉(xiāng)村題材中的一部優(yōu)秀小說，它好就好在作者對當下中國鄉(xiāng)村的現實和未來有一種發(fā)自內心的憂患意識，好就好在作品在體驗性基礎上對本世紀初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矛盾的準確把握和表現，好就好在對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思想、方法的并重，以及在現實和人生兩個層面的思考和挖掘。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一直不乏以鄉(xiāng)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創(chuàng)作。二三十年代的鄉(xiāng)村題材小說展示的主要是農村的衰敗、落后，農民生活的艱苦以及人生的種種不幸，表現的是作者的嘆息和同情；四五十年代的鄉(xiāng)村題材小說以表現新舊沖突、階級斗爭為己任，展示歷史的巨大變遷和農村、農民面貌的整體性變化是那兩個年代鄉(xiāng)村題材小說的共同點；“文革”期間單一而僵化的創(chuàng)作中，鄉(xiāng)村題材小說雖然沒有斷線，但“高大全”特色突出，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意味更濃，也就談不到生活的真實性；“文革”后至80年代末，由于思想的解放和社會的轉型，特別是農村率先實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反映鄉(xiāng)村生活題材的作品也呈現出了新的局面。作品內容豐富，形式手法也有變化，但本質上還是歸結于社會歷史層面，形而上的哲學思考深度不夠；9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的覆蓋性已經進入了各個領域，鄉(xiāng)村題材小說總體上顯得平淡、缺乏銳氣，現實體驗和思想深度兩個方面均比較匱乏。寫作日漸個人化、平庸化，真正稱得上優(yōu)秀的長篇鄉(xiāng)村題材小說可以說少而又少。正是基于這種文學背景，《鄉(xiāng)志》在某些方面的價值才不容忽略。尤其它對真實的牢牢把握、大膽表現、形而下和形而上的雙重求索，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悲劇意識、否定性和批判性，都構成了它對同類題材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破。也唯其真實，小說才具有了史的意義。它不僅是本世紀初仙鶴鄉(xiāng)的歷史，也是魯中南鄉(xiāng)村的歷史，甚至是中國大部分鄉(xiāng)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