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安師尚有一部至今沒有出版的書稿，名字叫作“物原”，還有一個副標題是“中國科學技術(shù)及其他文化事物 的發(fā)明與起源”。它也寫作于70年代，用的是當年流行的一種紅色塑料皮作包封的筆記本，三冊合為一編，裝在一個自制的函套里，總題為“第一部分”。“物 原”共設(shè)詞條500余，每條字數(shù)或數(shù)百或千余，并且多有陸續(xù)增補之什，末附引用文獻數(shù)百種，類如經(jīng)過整理歸類的讀書札記，性質(zhì)則同于一部中國古代科技小百 科。“物原”中的不少條目后來都發(fā)展為很有分量的專論，那么可以說這是由常識而成就的真知灼見，而這一部手稿也正使我看到了“常識”之積累的奧秘。
曾有人稱遇安師“是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對此極力否認。當今時代，靠了各種檢索手段，也許胸羅“百科全書”并非難事。但僅憑檢索而得到的知識，似乎難 以避免“碎片化”，而貫通中外，融匯古今，打通文史，以求對中國古代物質(zhì)文化生活有全面細致的了解，現(xiàn)代檢索手段之外，尚別需一種思考辨析的功力，有形之 “大書”，必要無形之“大書”為支撐的。
勤于求知，獨立思考，這是我問道遇安師以來略略窺見的治學境界，我視此為求學的門徑，也把它當作自己一生的問學標準。至于做到這一點，是否就會卓有成就，當然還要看個人的才力和天分。不過無論如何這是對學者的最基本的要求，或許竟可以說，是最高的要求。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