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詩歌板塊也發(fā)展不錯。比如西北，陜西回族詩人孫謙的《蘇菲絕唱》，獲得了2014年國際華文詩歌獎。在新疆，唐加勒克·卓勒德是一位具有現(xiàn)代文化英雄意味的哈薩克詩人，但長久以來較少為漢語圈的讀者和研究者所知；阿依努爾·毛吾力提(哈薩克族)翻譯出版了《唐加勒克詩歌集》，讓漢語讀者可以直接感受到上個世紀詩人的激情、憂愁、斗爭與思想，以及他質樸剛健、直抒胸臆的美學風格。

　　散文與文學生活

　　少數(shù)民族作家的散文較之詩歌與小說，顯得頗為落寞，這當然是文體本身在整體文學結構中的權重決定的。它們大多是小說與詩歌的剩余產(chǎn)物，但卻因為很大程度上與生活的接近而顯示了當代文學的一種“走向生活”的趨向。這種“走向生活”是指文學從它在此前年代(比如現(xiàn)代啟蒙時期、上世紀80年代強調(diào)“純文學”時期)的那種精英性位置上俯身下來，重新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回歸到它原本應該所在的位置。而文學也恰恰只有成為普通人日常習焉不察的一部分，才可能再次融入民眾，真正在如今的媒體爆炸時代尋找到安身立命之處。

　　2014年初，葉梅(土家族)出版了她有關多民族文學現(xiàn)場的走訪、素描和點評散文的結集《穿過拉夢的河流》。在與湖北作家李魯平的對話中，她解釋了“拉夢”這一詞的意思：它來自藏語，是“多樣化”的意思。從這個標題也可以看出她的基本理念：美美與共，和而不同，千燈互照，天下為公。全書分為“北疆雪域風”、“七彩南國云”、“燈火闌珊處”三輯，這種空間化的分布幾乎涵蓋了中國文化地理的全景，而其中涉及到的作家作品則包括鄂溫克、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裕固、彝、仡佬、傈僳、納西、羌、土家、瑤、滿、回、阿昌、布依等民族，也幾乎囊括了中國絕大部分民族，既有文學群體的整體掃描，也有具體作家的專論，還有個別作品的評點。無論從何種意義上來說，葉梅通過她的這些批評文章，都提供了一個中國文學地理學的最新樣本，更主要的，它還是中國多民族文學風貌的鮮活圖畫，正如詩人吉狄馬加在序言中所說，這“是對我國當代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一次詩意巡禮與展示”。從書中可以看出，她南上北下、東奔西走，從邊疆的村寨到北京的編輯部，始終活躍在文學現(xiàn)場的第一線。生活的閱歷和實際的參與，讓她的批評具有知人論事的扎實特質。她的文章都有著結實雄厚的底氣，因為她熟悉這些人物并且有實際的交流與接觸，并不是蹈空而言。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她不僅有著明確的批評觀念，也有著有效的批評方法，這是一個有著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作家在直覺體悟基礎上的提升，同時也是一位有著深厚民族文化素養(yǎng)的知識人在學養(yǎng)層面的總結與概括。

　　更多的散文則是鄉(xiāng)土懷舊，是現(xiàn)代散文抒情與言志的余脈。鐘翔(東鄉(xiāng)族)的散文集《鄉(xiāng)村里的路》可以作為代表之一。他很注重描寫，對于細節(jié)巨細無遺，所寫的內(nèi)容也都是極其普通的鄉(xiāng)土事物。路、水磨坊、雪花、犁、麥草、苜蓿、燒柴、包包菜、麻雀、蜜蜂、羊、雞、土豆、包谷、糞火、炕……這些細瑣的事物出現(xiàn)在回憶之中，呈現(xiàn)出溫馨的面孔。在大段的細致入微的觀察中，顯示出作者對于它們的迷戀，但這種迷戀本身并沒有呈現(xiàn)出抒情的風貌，書寫者沉浸于其中，并沒有自覺要出乎其外、躍乎其上，而是讓事物盡量以一種客觀的面貌出現(xiàn)在讀者眼前，盡管這種客觀的面貌只是作者的主觀。鐘翔文字中的鄉(xiāng)村在現(xiàn)實里正在經(jīng)歷堪稱天崩地裂式的轉型，但是作者的思維模式是前現(xiàn)代式的，所以鄉(xiāng)村并不是因為對比于現(xiàn)代化的城市文明而表現(xiàn)出浪漫的詩意，而是它本身就是抒情性的，無需刻意強調(diào)。因為這種抒情性的本質，所以鐘翔的文字是一種自然化的呼吸節(jié)奏。我們可以注意到，鐘翔對社會關系很少描寫，他書寫的是一個并沒有社會化的單純而明凈的鄉(xiāng)村。作者的民族身份在文字里也退隱不見，因為較之于共通的內(nèi)在鄉(xiāng)土情感，這些外在的文化差異屬性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