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想起來，朋友的反應讓我很詫異。他們當然擔心，怎么可能不擔心？但即使傳言都出現了，他們還是說：“需要什么盡管拿！他情況怎么樣？他們還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當時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過我記得一位看門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邊照顧他們。”
……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諾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園，我沒辦法自己一個人去。”
維特亞·克比諾克和沃洛迪·帕維克要下葬了，他們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們和他們兩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張照片，我們的丈夫都好英俊！好開心！那是另一種生活的最后一天。我們都好快樂。
我從墓園回來后，馬上打電話到護理站問：“他怎么樣？”
“他十五分鐘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離開三個小時！
我對著窗戶大叫：“為什么？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棟樓都聽得到，但是沒有人敢過來。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樓，看到他還在生物室，他們還沒把他帶走。
他臨終前最后一句話是：“露德米拉！小露！”護士告訴他：“她只離開一下子，馬上回來。”他嘆了口氣，安靜下來。我后來再也沒有離開他，一路陪著他到墓地。雖然我記得的不是墳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們在太平間問我：“想不想看我們替他穿什么衣服？”
當然想！他們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沒法穿鞋，因為他的腳太腫了。他們也必須把衣服割開，因為沒有完整的身體可以穿，全身都是……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