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將蘇童的作品分為三個階段：從最初創(chuàng)作到長篇小說《米》，這個時期蘇童的代表作接連出現(xiàn)，被批評家歸入先鋒寫作的陣營；第二階段，是從2000年之后的調整，代表作是出現(xiàn)了《碧奴》；而《河岸》，王干認為是蘇童第三階段的開始。“這里面時代的元素調配得比較合理，出現(xiàn)了大量現(xiàn)實的場景。”

　　與大多數(shù)作家不同，蘇童的個人興趣一直在短篇小說。1995～1996年期間，蘇童曾為香港《明報周刊》以一個字一港幣的稿費寫短篇專欄。“那個年代，這稿費是一大筆錢。”可僅寫了十多篇，就停止了，“最后我變成了一個工匠。就放棄不寫了。”

　　蘇童承認，短篇小說對于自己只能是“自娛自樂”，因為稿費相比長篇還是低，“基本屬于義務勞動，會餓死”。按照國內(nèi)文學刊物的稿費標準，短篇小說每千字一百元，選載的話每千字三十。每兩年結一本集子，印刷一萬冊。“所有收入加一起，兩年不超過三萬塊。還不如收廢品掙得多。”

　　即使如此，出于興趣，蘇童在2000年之后仍然寫了一批短篇小說，比如《人民的魚》等，但作品只是在作家圈內(nèi)消化，外界當時一直認為蘇童“沉寂”了許久。

　　這種印象對于一個作家來說，是一種傷害，因為經(jīng)濟收入和藝術野心的原因，已入中年的蘇童決定專攻長篇，“放下愛好，干點大事。”“任何一個作家都還是希望能有幾部拿得出手的長篇的。”蘇童說。

　　蘇童的長篇小說屈指可數(shù)：《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帶》《碧奴》以及《河岸》。除了《碧奴》屬命題作文之外，其他長篇內(nèi)容迥異。從對少年時期街頭生活的追憶到完全虛構的宮廷故事，蘇童一直在尋求自己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我的每一部長篇之間都是另起一行的關系。我想和上一篇不一樣。”蘇童說，《河岸》可能是自己又一次嘗試的終結。

　　“最終一定會到關注現(xiàn)實這條路上”

　　蘇童生于蘇州，長居南京。蘇南文人對于細節(jié)的追求在他的作品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對文本的極端在意使得批評界一直對于蘇童的思想性詬病許久。但《河岸》中出現(xiàn)了直面70年代的現(xiàn)實，在一些批評家看來，此小說是蘇童看重思想性的起點。

　　蘇童自己卻認為，“我從來沒認為思想性是個問題。我沒見到我的哪個同行的思想性說服了我。沒有誰像卡夫卡一樣用文學勾畫了哲學的線條。”

　　對他來說，文本決定一切。

　　但在《河岸》中，太多的象征和隱喻，還是讓蘇童以慣用的技法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那種情緒溢出了作家對文本的控制。文中少年的敘述，遠離了作家冷靜敘事的初衷，充滿主觀的情緒，一些人物的出場也與故事主線若即若離。蘇童坦承，“我承認這些問題。這是這個作品里沒有解決的。”

　　以往，蘇童代表作品里的故事大多把時間懸掛在民國甚至更早的歷史當中。而《河岸》似乎顯示著作者往當下的轉向。蘇童“關注現(xiàn)實”的嘗試從2002年出版的《蛇為什么會飛》開始，當時外界推測，蘇童是因為批評界關于他的小說不關注現(xiàn)實而做出的回應。他則否認說，“其實不是對批評的證明，是我自己的探索，到最終一定會探索到關注現(xiàn)實這條路上。”

　　在他看來，外界大多把日常生活混同于現(xiàn)實生活，在這種遮蔽之下，蘇童希望自己能比常人“慢一拍”再對現(xiàn)實發(fā)言。“一個作家不比老農(nóng)民對現(xiàn)實理解得更透徹。作家唯一的優(yōu)勢是他更有耐心。”蘇童說，“任何對于一個時代最精準的描述都是沉淀之后做出的。”

　　結束了《河岸》的寫作之后，蘇童一直躲在家里休息。他已經(jīng)暫時放棄了短篇的計劃，他開始擔心自己會像大多數(shù)中國作家一樣，“超過60歲就寫不動”，于是想在中年階段“主攻長篇”。雖然他知道長篇寫作是一種自我折磨，尤其像他這種自我斷絕與上一篇作品關聯(lián)的寫法更是如此。